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受访者供图）
人民网北京8月27日电（赵竹青）由科技部、中央宣传部、卫生健康委和中国科协共同主办的2020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于8月23-29日举办。科技活动周以“科技战疫、创新驱动”为主题，旨在展示科学技术对战胜疫情的重要支撑作用和系列成果，以及科技创新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
为进一步向公众普及我国最新科技成果，宣扬科学精神，人民网科技频道于近日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潘建伟在专访时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但这种“要素驱动”模式目前正面临着不可持续的巨大困难。实施“创新驱动”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需要依靠科技创新，“我们这一代科技工作者的责任非常重大。”
人民网科技：疫情给您的科研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现在回归正常节奏了吗？
潘建伟：在疫情初期，由于实验室的研究生无法返校，部分研究工作的进度有所延迟。不过，由于旅行减少了，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问题，一些工作相关的讨论交流也给可以在线上进行。后来疫情逐步控制之后，各项研究工作也开始恢复到正常节奏。总的来说，虽然有所延迟，但在大家的努力攻关之下，我们的总体科研进度还是在预期的范围之内。
人民网科技：您认为科学精神的核心是什么？能否和广大青少年聊聊您对科技创新的理解和体会。
潘建伟：科学精神的核心是对思想的解放。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科学革命，开端于牛顿在前人发现的基础上所建立起的经典力学。通过万有引力定律，人们忽然发现，原来以前一直被认为是神圣的、只能去仰望的星辰，它们的运行居然都是可以计算的。人们终于明白，自然界是可以被认识的，更是可以被改造的。因此经典力学以及后来的经典电动力学，奠定了以蒸汽机和电力技术为代表的两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人类也由此开始进入近代社会。
然而经典物理学仍然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观念困境，那就是一种机械的宿命论。经典物理学告诉我们，所有粒子未来的运动状态原则上都可以通过力学方程来精确预言。那么，如果构成人类的原子、分子，也是完全遵循经典物理学规律的话，我们的一言一行，是否早已由力学方程确定好的呢？
幸运的是，在20世纪初诞生的量子力学，从原理上打破了这一困境。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微观粒子的状态会被测量所影响，因此量子力学立即带来了一种革命性的观念：观测者的行为可以影响物理系统的演化。而这种更加积极的观念，促使人们去深入认识微观世界的规律，最终催生了现代信息技术，导致了第三次工业革命。
因此，科技创新不仅仅是带来技术的进步，让我们生活得更好，更重要的是给我们带来观念上的革新。
人民网科技：科技周的一大使命，就是让民众爱上科学，爱上科学精神。能否分享一下您是怎么爱上科学研究的故事？
潘建伟：我小的时候，因为记忆力差，不理解的东西我很难记住。后来到了初中学物理之后，我觉得我学物理还行，因为物理特别简单，理解了几个公式之后，所有东西都能够推演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可能比较好。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对物理比较感兴趣了。后来在中国科大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量子力学，发现微观世界里有很多奇妙的现象，与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完全不同。我也曾经因为苦苦思索这些奇妙现象而不得解，那一学期的量子力学期中考试还险些挂科，但这反而激励我将探索量子世界的奥秘作为奋斗的目标。
除了个人的兴趣外，还有一种使命感驱使着我从事科学研究。我们科大当时就是为了“两弹一星”培养人才而建立起来的，所以科大涌现了一批两弹一星元勋，比如钱学森、郭永怀、钱三强、赵九章、彭桓武等等。老一辈科学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尤其是郭永怀先生。郭永怀先生当时从基地回来为了保护数据，在飞机失事的时候，他跟他的警卫员抱在一起，尸体都烧焦了，数据却是完好的。所以当时有很多外国人都想不明白，我们中国当时条件那么差，为什么能够把两弹一星造出来？就是一些有家国情怀的科学家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正因为有两弹一星的基础，才为我国创造了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老一辈科学家奠定了我们国家稳固的大国地位，完成了他们那一代科学家的使命。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经济飞速发展，但是我们一直都是依赖于所谓的要素驱动，主要靠的是人们很辛苦地劳动换来的，真正科技含量高的产业其实比较少，而且对环境的破坏也很严重。这种要素驱动的模式发展到目前，其实已经面临着不可持续的巨大困难。党中央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持续时间长、竞争力强的新优势。所以我们这一代科技工作者的责任非常重大，勇于创新、推动国家掌握更多的核心关键技术是我们的使命。
人民网科技：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实际应用，还有很长路要走。对于如何更好地将科研成果运用到实际中，您有着怎样的思考？
潘建伟：当今社会，技术的革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离不开科技金融体系的支撑。我们知道，正是由于拥有相对完善的资本运行机制，美国的企业热衷于面向长远的风险投资，从而成为美国科技创新的主要力量。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支持科技企业登陆资本市场。尽管相当部分的企业IPO时都是亏损，但其中的优秀者迅速做大做强，涌现了一大批如微软、谷歌、苹果、亚马逊等国际著名的高科技企业。我国推出了类似的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是金融支持科技成果落地的有力突破。但从目前实际实施的情况看，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视企业盈利超过扶持企业成长的倾向。
鼓励创新的科技金融体系仍然较为缺乏，使得我国企业对短期内无法获利、或是存在较大不确定因素的前沿研究和未来可能的颠覆性技术，投入热情普遍不足。例如，就我所从事的量子信息研究领域，通用量子计算机何时能够实现还是未定之数，需要长期努力。但美国的科技企业巨头，包括谷歌、IBM、微软、英特尔等都早已投入巨资开展量子计算研发。直接的效果是，谷歌在去年率先实现了“量子优越性”，而我国企业的投入与美国相比仍然差距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