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已经成为了一个严重影响身心健康的疾病，存在发病率高、识别率、就诊率、治愈率低的现状。根据最新的流行病学数据，中国大陆的抑郁症的就诊率是8.7%，就诊患者药物治疗率是51.5%，也就是说，有90%以上的患者没有得到有效的诊断和治疗，而在就诊者中，接受药物治疗的人只有一半，接受规范化治疗的更是少之又少。
在业内专家看来，这与公众对抑郁症不了解、不重视直接相关。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副主委兼秘书长、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病学科主任、教授王小平指出，“这一高三低的出现，很重要的原因是患者不愿贴上精神疾病的标签。他们甚至认为抑郁是思想上的问题，往往出现自杀等极端行为后才到医院接受治疗。”他说，即便到医院多数患者也没去精神科，而是去了其他科室，加上就医后治疗的规范性不够，这些对抑郁症治疗的整体结局带来负面影响。
“做好科普至关重要。现在很多非精神科医生对其了解都不深，何况普通民众，因此既要对其他科医生做继续教育，也要让患者对抑郁症有正确的了解、判断和应对方式，这是提升识别率非常重要的工作。”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常务委员、西安交通大学大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教授马现仓称，“目前探讨有效的治疗手段和方法，提高患者的治愈率、减少复发率和增强患者的社会功能是临床治疗的当务之急。”
尽早规范治疗提高整体治愈率
抑郁症是个慢性的疾病，它的治疗需要经过急性期、巩固期、维持期的阶段，基本的治疗时长平均都在18个月以上。在专家看来，只要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尤其是规范治疗，目前抑郁症是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抑郁症首发急性期是最佳治疗时机，如果在此期治疗方式不恰当，导致在急性期患者的症状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则会使最终的治愈率下降。
随着对抑郁症认识的逐步加深，医学界对其治疗目标从早期仅关注情感症状的改善，转变为全面改善情感、躯体、认知三维症状及社会功能恢复。在抑郁症导致的经济负担中，疾病治疗成本仅占小部分，但是因为工作能力丧失产生的间接成本占其全部经济负担的80%以上，因此功能恢复是评估抑郁症治疗是否成功的关键。而判定患者是否治愈的标准也需要结合症状和社会功能两部分。
“临床治疗目标不仅是为消除症状，避免复发，还要让患者恢复社会功能，回归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王小平指出。抑郁症的治疗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疗，以药物治疗为主，辅以心理治疗和物理治疗。
专家介绍，临床上常用的新型抗抑郁药主要有三类：一类是SSRI类药物广泛应用临床，侧重改善抑郁情绪、情感症状；二类是SNRI类药物，如选择性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既缓解情感症状，也改善躯体症状；三类是多模式药物以伏硫西汀为代表，不仅能抑制5-羟色胺转运体，还能调节5-HT1A、5-HT1B等受体。
社会功能恢复后的社会贡献值更大
抑郁症的治疗之所以强调社会功能的恢复，原因在于因抑郁症造成误工和工作效率低下带来的损失比疾病本身的治疗负担更大。据估计，全国每年损失494亿元人民币的误工费、医疗费和其他费用。WHO调研发现，在抑郁症治疗方面每投入1美元，可在恢复健康和工作能力方面得到4美元的回报。
药品的卫生经济学价值需要综合考虑多方指标，比如成本效益、成本效果、成本结局、成本生活质量等，目前医学方面社会经济学指标的使用或研究相对不足，难以评价一个药物的综合价值。
在王小平看来，创新药表面看费用偏高，但它恢复患者社会功能并减少自杀率，其综合获益可能更高。集采也好，医保谈判也罢，均需用精确指标来权衡，既要降低虚高的药价，也要保障企业持续创新的积极性，任何医学干预都应站在患者角度考虑其成本效益；且新药使用量越大，边际成本越低，这是良性循环。
“从卫生经济学角度讲，不能仅看医保前期支付了多少，而要看患者恢复社会功能后能为社会贡献多少价值。若患者不回归社会，其社会贡献基本为0，社会反而要从其他方面为其提供保障。像伏硫西汀这类新药上市时间短，因未进医保导致患者需求被抑制，建议相关部门强化综合评价及优化准入决策让更多患者获益，这一点非常重要。”马现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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